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锚定相对低收入群体、小微主体等政策对象，通过推动基础金融服务广覆盖、发展多元化支付方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等路径，让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随着去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普惠金融在我国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前期制度、机制和实践创新等待在未来更长时间的验证和优化，其内涵的不断深化需要行业更广范围的守正创新，金融机构改革以及竞争格局变化也间接左右着普惠金融改革发展节奏……

近日，“守正创新，普惠共赢——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人大老博士论坛”（以下简称“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成功举办。论坛上，与会专家和从业者结合过去10年的实践探索总结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特征和经验，也围绕新发现的矛盾和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思考。

再议“不可能三角”

      普惠金融领域的“不可能三角”并不会完全消除。目前，银行机构运用数字技术能提高效率，但是在对抗风险方面有天然的劣势和短板，对此机构可选择加大人工尽调力度进行弥补。这个过程中，银行机构就必然需要在效率、成本和风控之间寻找平衡点，让机构收益覆盖风险，让数字金融持续提升效率。

论坛上发布的《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不可能三角”理论。

普惠金融领域的“不可能三角”是指，提高可得性、控制风险和降低利率这三方面政策目标，在当前市场规律下难以同时实现。尽管并未被正式定义过，但上述政策目标难以协同达成的矛盾，自普惠金融提出之日起就客观存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项目官员白澄宇曾任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他在论坛上指出，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本身的高风险特征会造成信贷支持的高风险，导致其在过去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加之民间借贷市场与正规金融体系的二元结构特征，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在获取外部资金支持方面很难兼顾低成本和可得性。

因此，“不可能三角”可以被看作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被化解的主要矛盾。在谈及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马九杰首先对三者关系进行了拆解。他认为在利率价格、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和风险之间，利率价格这一因素是相对被动的，它取决于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和所要面对的风险。那么如果能够适度降低运营成本和客观风险，就有望以相对低的利率价格覆盖更多普惠客群。

      事实上从我国的实践看，在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共同探索下，普惠金融“不可能三角”的影响范围确实在不断缩小。对此，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在论坛上以乡村金融为例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信息不对称和高成本，这三方面使得过去单纯的农村金融很难实现商业可持续。而如今，随着农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和日渐成熟以及农业、农户保险覆盖更多主体，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不确定性有所降低；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借助技术和场景获取信息的渠道更畅通，使其对服务对象信息不充分、依赖传统抵押物等障碍得以消解；此外，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也部分替代了金融机构在线下物理网点等方面的投入，进而有效降低成本。

      但“不可能三角”并不会完全消除。马九杰在进一步阐述中表示，风险有很多类型，有信用风险、金融机构自身的操作风险以及客户所处产业和市场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在不同主体、地区、产业、金融机构身上表现不同，也会导致运营成本的变化，因而利率定价和服务可得性就有不确定性。成都农商银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苏杭则从线上线下结合的角度进行了说明。从他自身的从业实践看，目前数字金融能提高效率，但是在对抗风险方面有天然的劣势和短板，对此该行选择加大人工尽调力度进行弥补。这个过程中，银行机构就必然需要在效率、成本和风控之间寻找平衡点，让机构收益覆盖风险，让数字金融持续提升效率。CAFI对行业整体情况进行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研究院把24家上市银行成本收入比和不良率之间做了对比，发现了一项比较明显的负向关系，一些不良率特别低的机构收入成本比在行业内较高，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机构花费了更多的精力用于做风险审查。

有为政府如何更有为

      实现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应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其主导的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风险和支持重点领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在需求驱动、信用信息边界扩展和风险识别、数据探索方面具有优势。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服务普惠群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成本应该与收益相匹配；同时在多元生态的塑造上，分工明确、各具特色、有序竞争，形成大行与小行、银行与非银机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

不仅在业务发展方面，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在过去10年间也越来越丰富和完善。CAFI研究部执行主任胡煦对此进行了总结。我国在基础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具体而言在传统技术路线下，我国个人银行账户拥有率已超过95%；银行乡镇网点覆盖率也接近100%，让欠发达地区人群能够获得基本金融服务，这一成效在国际上也是很突出的。已经形成共识的是，我国引领了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大部分人开始使用移动终端接触金融服务，查询账户余额或进行支付交易等。其中，业内涌现出一些新业态和机构，他们以新手段让普惠人群的信贷可得性得以提升。与此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重点领域的支持在加大，特别是按市场份额看大行已经在普惠小微市场中担当主角。在这些新发展背景下，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法律、监管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担保公司、消金、小贷管理办法的出台，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平台间合作进一步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得到进一步落实。此外，我国不同地区开展的普惠金融改革试点为解决一些普遍性的痛点、难点问题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

      中拉基金原首席风险官范希文在论坛中提出，这些成效的背后，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特别是政府作用不可忽视，除了表现在体系搭建、监管规范出台等方面外，在数字技术运用上，近年来，各级政府积极打通各方信息数据共享渠道，在金融机构推动数字化转型基础上助力了远程风险识别、精准滴灌等。我国担保体系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其在促进普惠金融扩面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未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报告》认为，实现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应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其主导的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风险和支持重点领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在需求驱动、信用信息边界扩展和风险识别、数据探索方面具有优势。《报告》研究团队特别强调，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服务普惠群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成本应该与收益相匹配；同时在多元生态的塑造上，分工明确、各具特色、有序竞争，形成大行与小行、银行与非银机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曾刚在论坛上也提出相似观点，普惠金融下一步发展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是从线下走到线上，在原先人力优势基础上叠加数字效应，也有的是从线上走到线下，例如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一定会推动服务模式效率提升、风险识别更准确，同时让大家更有差异化发展的可能性。

      此外，很多与会专家都提出，应当不断提升服务覆盖面，但包容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在讨论“不可能三角”时，马九杰表示，行业希望在价格方面有更优惠的体现，让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降低，它发展的机会就会更多。不过利率也有一定的筛选作用，不是所有的项目、所有的用途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如果利率过低，筛选的功能可能就会降低。曾刚则认为，技术应用和提升是要识别出在商业金融上可触达、可持续的，如果不能触达，可以用财政等方式触达。CAFI在调研中对此也有所发现。胡煦在阐述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时提出，普惠金融市场上有一些基本逻辑已发生了变化，我国居民债务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消费金融市场几乎也进入了存量竞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部门有必要更多关注居民和小微企业的金融健康问题。针对这一情况，除了金融机构需要在定位、客群方面作出差异化，更精准、有效服务目标客群外，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也需要在监管政策、金融生态、指标考核重点调整上有重点地发力，帮助不同类型机构在深化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寻找到自身适合的生态位，才能更有序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曾刚